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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秀麗:以新型南南合作維護多邊主義

      環球網 2019年09月04日 報道 瀏覽次數:

      徐秀麗

      當前全球局勢日趨復雜,一方面自戰后以來形成的多邊主義面臨多重挑戰,嚴重危及全球經濟增長和社會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轉型,其中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就是南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根據IMF數據,當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80%。與此同時,南方國家間的貿易、投資、援助、移民等都呈攀升態勢,新型南南合作逐漸浮出水面。

      新型南南合作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傳統南南合作具有本質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型南南合作模式不斷升級,全球影響力日增。早期的南南合作主要集中于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背景下“窮幫窮”的政治團結,1978年第一次聯合國南南合作高級別會議后形成了以經濟技術合作為核心的南南合作。新世紀以來,南南合作規模不斷增大,合作方式不斷創新,突破了原有的項目合作,逐漸升級到戰略對接、政策對話、經貿合作、發展合作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多角度的綜合性合作階段,合作主體也不斷多元,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私有部門、民間機構等,影響力不斷擴大。

      第二,新型南南合作方擁有自身獨特的發展經驗和資源,這為新型合作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支撐。二戰后新獨立的南方國家經濟上百廢待興,合作規模相對有限,合作方式上也僅能做政治道義上相互聲援、經濟技術上的有限借鑒與對接。但經過六七十年發展,南方國家之間出現很大分化,尤其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不但擁有相對充裕的金融資源,同時更有豐沛的發展資源,它們在長期發展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這些經驗一方面借鑒了國際上的發展要素和環境,同時又融合了自身的歷史和文化,這些獨特經驗本身就具有極大的發展合作價值,從而為新型南南合作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

      第三,新南南合作搭建了眾多新型合作機制與平臺,具備了參與多邊主義的渠道和方式。近年來,一系列新型合作倡議與平臺陸續出臺,比如設立亞投行、提出并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建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一系列新型機制、平臺搭建起來,并逐漸為新多邊主義的開拓打開新的局面。

      在上述形勢下,尤其在國際環境日趨“冷戰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南方國家,同時也是南南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重要參與者,應在戰略高度上考慮如何積極深化新型南南合作,維護全球多邊主義,從而更好地為國家長遠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提供助力。

      首先,理念上,重塑國家利益觀,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擁抱新型國際主義,積極深化新型南南合作,有力參與維系全球新型多邊主義,為國家的進一步繁榮發展建立持續有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

      和平的國際環境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中國經濟仍有較大潛力,也需要很大的全球發展空間,這與中國和世界經濟結構上的互嵌程度越來越深這一現實緊密相關。在此背景下,國家利益已不僅僅是國內利益,還包括海外利益與全球安全,而且后者的比重還在不斷攀升。縱觀全球,各國內部及國家間收入不平等都正成為滋生安全問題的重要溫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盛行的以西方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并沒有解決這些困境,反而越來越惡化收入差距擴大這一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發展的歷程和經驗為其他南方國家提供了選擇的平衡性和多樣性,如何通過中國倡行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推動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實現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統一,是當前我國推動新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重要前提。

      其次,行動上,積極搭建平臺,推動全球新型南南合作政策對話。筆者不久前在印度參加由印度外交部主辦、印度發展中國家研究和信息系統研究所的“德里進程: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論壇,該論壇已連續舉辦五屆,充分體現了印度在推動新型南南合作方面的意愿、決心和能力。與之相應,中國更是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實踐者,在南南貿易、投資和援助中占據絕對優勢,但我們目前尚缺乏大規模、高規格的南南合作對話機制和平臺,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向南方國家、國際社會傳播中國發展經驗與模式的渠道,也影響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幫互信、互聯互通。

      事實上,當前中國既具有自身豐富的發展經驗,又與其他南方國家有著眾多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互補性需求,同時還與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邊發展機構保持緊密聯系,因而旗幟鮮明地亮出新型南南合作和三邊合作的對話機制,用國際上熟悉的話語而且中國擅長的方式展開多層次的對話和交流,對于國家長遠發展和國際形象塑造大有裨益。

      再次,研究和人才培養上,應積極設立全球事務、南南合作、國際發展合作等相關學科建制,培養南南合作和三邊合作高層次人才。回顧歷史,當前的全球秩序和多邊主義體系是二戰后以美國為首、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南方國家為邊緣的不平等體系,客觀地說,這一體系在戰后通過六十多年運行和調整,已有不少完善,但其內在的兩個核心未有變化,即一方面西方精英以發展援助為載體積極干預南方國家的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從而影響了南方國家的自主性發展道路選擇;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通過發展知識的構建和反思消減了南方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事實上,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與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發展體系并道而行的還有一套南南合作體系,但這一體系在聯合國等主流體系內影響力相對較弱,相應的話語權、資源供給和全球影響力都相對有限,隨著新型南南合作在實踐中不斷凸顯和提升,越來越需要配備高水平的人才和研究力量,當前不管是公共管理、社會學、國際關系等各個傳統學科領域內都尚未有發展合作、南南合作等方面的關注點,這與我國當前強調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倡議在搭配上存在戰略空白點,急需快速填補。(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院長)

      環球網2019年9月4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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