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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三農】大國三農經驗的世界分享:沒有“受援國”只有“東道國”

          新京報 2019年09月30日 報道 瀏覽次數:

          編者按:發展中國家多位于南半球或發達國家南部,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也被稱為“南南合作”,幾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重要參與者,通過分享發展經驗、傳授專業技術知識等途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覆蓋醫療、教育、農業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從2013年以來,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與“一帶一路”新型發展倡議,為多邊南南合作注入了全新時代內涵。

          中國是農業大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農業經驗和技術,提供各種支持,多年來一直是合作重頭戲之一。中國農業大學的專家學者,這次著重講述了他們在坦桑尼亞與當地農民一起種玉米的故事。項目不大,卻恰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上攜手前行的美好縮影。那揭示了一種與西方援助有所不同的合作路徑:更加“接地氣”因此也更適用的發展經驗、基于“平等性”和“主導性”的合作,對方是“東道國”而非“受援國”,讓“東道國”成為項目以及自身發展的主導力量。

          由此溯回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的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時光流逝,如今中國已是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初心不變。

          中坦千戶萬畝玉米密植增產技術示范工程啟動儀式合影。受訪者供圖

          “我們先歡迎Professor Xu講幾句……”

          2018年,當徐秀麗作為中國援外專家在坦桑尼亞項目點的會議中被邀請致辭發言時,她有點兒恍惚,好像一下回到了14年前。那時她剛參加工作不久,協助加拿大援華項目開展工作。在那些項目儀式上,被邀請最先上臺“講幾句”的,是來自加拿大的專家。

          現在是中國農業大學南南農業合作學院院長的徐秀麗,2004年從農大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畢業。而學院前身之一的農村發展學院,則脫胎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聯邦德國綜合農業發展中心”。“中德中心就是德國援華項目的一個產出。”中國農大副教授周圣坤說。 

          1990年起,包括徐秀麗的博士生導師李小云,周圣坤以及人文與發展學院現院長葉敬忠在內的十數名年輕學者,在中德中心支持下前往德國荷蘭等地學習。13年后,李小云、周圣坤及人文與發展學院的研究團隊,來到緊鄰赤道的東非國家坦桑尼亞,運用發展學的知識和中國發展的經驗,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提升當地農業發展水平。 

          這一次,他們從受援國的代表,變成了援助國的專家。

          與坦桑尼亞農民一起種玉米

          在歐洲留學的1990年,李小云曾前往坦桑尼亞實地調研農業農村發展情況,“我的坦桑尼亞情結就是從那開始的”。2010年,他作為世界銀行的國別專家,再次來到坦桑尼亞,為坦桑尼亞做農業發展政策咨詢。

          李小云(右一)與當地農業官員在在當地調研農戶情況。受訪者供圖

          當時身為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的李小云,同時還兼任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顧問工作,中心在坦桑尼亞設立減貧試點的設想誕生了。而在前一年,現任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執行院長的武晉在坦桑尼亞調研時,通過在當地經營劍麻農場的中國農業發展集團的幫助,進入到莫羅戈羅省的佩雅佩雅村。

          由于這層關系,2011年,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與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合作的非洲第一個村級減貧學習中心項目,落在了佩雅佩雅村。

          玉米是當地的主要糧食作物,農民們會將玉米磨成面,再做成口感類似中國發糕的食物食用。李小云在調研時注意到,習慣于廣種薄收的當地農民,田地里玉米種植密度嚴重不足,每英畝(約6.07畝)大致只有6000到9000株。

          周圣坤還記得他們剛來時,農民們種植玉米的方式:男人扛著鋤頭,抬腳時鋤頭也高高舉起,落腳時鋤頭鋤在地上,走一步就是一個坑,男人的身后則跟著女人往坑里埋種子。而其他作物的播種,武晉描述,就是人站在地里以半弧形撒播種子,落在哪兒便是哪。

          李小云估算了一下,在這樣的種植方式下,玉米的平均產量只能達到每英畝300到500公斤,換算成中國的畝制,也就是大約每畝49到82公斤,“非常非常低”。

          但另一方面,曾是中國第一個作物栽培學博士的李小云發現,這些玉米的“禿尖率”比較低,說明土壤自然肥力的供給還算充足。 

          基于這些基本情況,并考慮到當地農民沒有財力承擔化肥的使用,李小云團隊根據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經驗,設計了以合理密植為核心,輔以間苗補苗、中耕除草保墑、培土等只需要勞力投入的一整套勞動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 

          為了讓村民改變過去隨意估算株距行距的做法,周圣坤跑到當地商店,定制了一款“播種繩”:每隔30厘米系一條彩帶,標記播種的點。播種時,這根“播種繩”兩頭綁在木樁上插在地頭,兩頭木樁旁再垂直于“播種繩”各擺放一根約75厘米的木棍;一行播種完成后,兩頭的農民同時將木樁移到地上木棍的另一端,插下木樁后,又重新擺放木棍的位置,以保證合理且固定的行距。這樣的株距和行距,在提高種植密度的同時,還方便了后續鋤草等工作。

          武晉(右一)指導當地農戶用播種繩播種。受訪者供圖

          但是佩雅佩雅村的農民對來自中國的技術將信將疑,第一年沒有一戶采用。2012年,村里選出了10戶示范戶,各自拿出一英畝的土地來嘗試中國技術。但示范戶選擇地塊時又很“隨意”,武晉回憶,那些地要么還是生地,要么遇上一點災害就給淹了,10戶示范戶嘗試中國技術沒有任何收效。 

          本來以為又是失望的一年,沒想到佩雅佩雅村的村執行官員偷偷在自家田里也試了一下。村執行官員告訴周圣坤,在使用中國技術后,他家玉米的產量提高了一倍。

          當地婦女手拿項目收獲成果。受訪者供圖

          中國技術終于開始緩慢地傳播,2013年到2015年,新增的示范戶分別為31戶、44戶和53戶。“商店后來還自己制作‘播種繩’出售。”周圣坤笑說。

          去年,周圣坤第19次回到佩雅佩雅村,發現全村450多戶中,已經有75%的農戶采用了這項中國技術,“產量能提高50%到180%。”

          過去,農民們收獲后,會將玉米出售變換現金以應付各種支出,但那時卻是價格最低的時候;當口糧不夠吃時,又再在價格最高的時候購買糧食。“導致了自己對自己的剪刀差。”徐秀麗說。 

          解決燃眉之急的需要,總是讓窮人們無力將目光投向更長遠的理性選擇。 

          而來自中國專家的“小技術”和它所帶來的“大豐收”,讓佩雅佩雅村農民能存下余糧來減緩在高價時購買的壓力,也讓他們的生活邏輯有了變化的可能性。

          中國的農業技術“各個縣和村搶著要” 

          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副院長唐麗霞也曾是李小云的學生。而在她到坦桑尼亞前,并不是很確認李小云及其團隊對項目成果的描述。

          唐麗霞(左二)與武晉(左三)和示范戶在項目地調研項目進展。受訪者供圖

          唐麗霞此前曾前往多個中國援助非洲項目調研、評估,有大量在非洲調研的經驗。“在項目點上、項目的周期內是成功的,但在項目點、項目周期之外……”唐麗霞攤了攤手。很多時候,當專家離開后,項目的運轉便陷于停滯。有學者將其總結為“上馬快、見效快,滑坡落馬也快”。 

          2017年,唐麗霞來到坦桑尼亞評估同事們的工作。在瓦辛巴村,農民準確地向她描述了中國技術的種種細節,和李小云團隊的設計完全一致。她意識到,這一次農業技術的推廣,和她以往見到的案例,確實不一樣。 

          瓦辛巴村是李小云團隊的第二個試點村,也意味著項目進行到了第二階段。“我們刻意退后一步,讓當地政府去做。”武晉說。周圣坤介紹,第一階段主要還是靠中國專家的引導,第二階段時,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他們開始注重當地政府的能力建設。 

          一方面,他們邀請上級官員多次訪問項目點,給村里的政府官員以執行的動力和壓力;另一方面,他們或在當地開展培訓活動,或是邀請官員來到中國參觀學習,實地觀摩中國基層干部是如何“包村包戶”的。李小云將其稱之為技術性經驗示范之外的制度性經驗示范。 

          基礎設施的建設也被徐秀麗歸納在了中國經驗之中,“要致富先修路嘛。”徐秀麗笑說。但是在非洲,基礎設施建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給錢,然后‘咵’一下建好,這對于中國援外項目來說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武晉說,但在佩雅佩雅村,他們則試圖在一些小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時,讓當地農民也參與其中,來充分挖掘他們的主動性。 

          當地人對于這幫中國專家的做法很不解,“你要建就建嘛。”武晉說,在他們眼中,這是中國人要做的項目,并不是他們自己要做的事情。 

          徐秀麗介紹,經常和西方援助者打交道的當地人,更熟悉的援助方式則是援助方給“預算”,當地人像打工一樣給援助方做事。 

          佩雅佩雅村,當地農民裝修建好的村公所。受訪者供圖

          在佩雅佩雅村,經過長時間的動員和等待,最終還是讓當地農民或多或少地參與到了飲水管道、公路和村公所的建設中。熟悉了中國人的做事方式,第二個試點村瓦辛巴村的農民自發地修起了村公所。“第一個村公所還有些中國風格,第二個村公所的色彩、裝飾就非常有當地特色了。”徐秀麗說。 

          在瓦辛巴村,徐秀麗觀察到,在過去荒地上建起的村公所旁,漸漸聚集起了當地人自發修建的酒吧、商店等商業設施。同時,收入增加的農民開始雇傭勞動力,帶動了周邊村莊的就業。參與示范的農戶,每年玉米收獲后還會留出8公斤適應中國技術的改良種子,也就是一英畝土地播種的量,交到不曾參與示范的農戶手中,幫助他們走上減貧的第一步。

          2018年,項目進入到第三階段,要在莫羅戈羅省的10村中推廣1000戶,稱作“千戶萬畝玉米密植增產技術示范工程”。 

          “實際已經有近兩千戶采用了。”正在坦桑尼亞做培訓的武晉告訴記者,第三階段時,當地官員作為主導力量參與到項目的策劃、執行、管理等各個環節中。 

          唐麗霞也在第三階段加入了這一項目中。因為坦桑尼亞路況很差,團隊本想選10個地理位置較為接近的村莊,可在省里開會時,“各個縣各個村都搶著要,最后只好平均分配。”采訪中,唐麗霞的笑容顯得既高興又無奈,因為她不得不在12小時只能開300公里的路況中,奔赴10個分散的村莊才完成前期的調研工作。

          受援者與援助者的角色互換 

          1987年,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畢業的李小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就是著名的“九號院”工作。 

          工作的幾年間,他先后遇見母校時任副校長毛達如教授和時任校長石元春院士。在兩位校長的先后邀請下,1989年,李小云回到母校,加入德國援華項目之一的中國-聯邦德國綜合農業發展中心,成為中德中心主持工作的實際負責人。“現在人發學院西區的小樓,這些柜子、桌椅還都是當時德國援助的。”徐秀麗指著辦公室里的資料柜和書桌說。 

          商務部網站資料顯示,從1982年開始的30年間,德國政府共向中國提供12.1億美元無償援助,中國也是德國政府對外無償援助的最大受援國。 

          早期中德中心的工作更多是有關農村區域的調研、開發和推廣。上世紀90年代初,最早由李小云開始,包括葉敬忠在內的一批年輕學者通過中德中心項目資助,前往德國、荷蘭等國家系統地學習農業發展理論和方法。他們歸國后,中德中心的工作慢慢轉向了支持國際項目在中國實施的咨詢領域。 

          1998年,中德中心團隊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大家一致同意中德中心不應變為一個商業性發展咨詢公司,而應該作為大學里的一個教學科研部門存在。之后,中國第一所發展學院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學院正式設立,李小云出任院長。2002年農村發展學院同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相關院系合并,人文與發展學院成立,李小云擔任院長直到2015年。 

          李小云回憶,“我們今天農村發展學科的最初來源”,是德方代表送給他的一本名為《綜合農業發展指南》的小薄書。在這份英文材料中,李小云了解到參與式發展、農村發展等一些框架性概念。而那些國外援華或是中國援外工作,在發展學的術語中,被稱作“國際發展援助”。

          中國曾是國際發展援助體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受援國。 

          197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批準了第一個援華方案,并在中國設立代表處,標志著中國正式開始接受來自西方的發展援助。據世界銀行業務評價局2004年撰寫的《中國:國別援助評價報告》,1981年至2000年間,以日本、歐盟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以及各類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無償贈與,而前兩種方式又占據援助總額的絕大部分。 

          這些發展援助涵蓋了農業、工業、科研、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前外經貿部外事司副司長孫杰在一檔電視談話節目中回憶,學名為西藍花的綠色菜花,就是聯合國援助北京蔬菜研究中心的引進品種,“小時候沒吃過綠色菜花,只吃過白色菜花”。李小云介紹,德國政府通過中德中心在中國也設有12個援助項目,包括畜牧、玉米、農業生產等等。 

          而上溯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徐秀麗認為,中國人民更熟悉的蘇聯援助,也可以算作發展援助之一種。 

          與接受國際發展援助同時進行的,是向外提供發展援助。 

          201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白皮書介紹,1950年開始的對朝鮮和越南的物資援助,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開端。1955年萬隆會議后,中國對外援助范圍從社會主義國家擴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1956年,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 

          唐麗霞和李小云曾對中國援助非洲的歷史進行過研究。他們發現,中國對外援助的方式,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一個延伸。上世紀70年代,農業增產“八字憲法”和“大寨模式”被中國援外專家帶到了非洲,援助14個非洲國家推廣種植水稻70萬畝。但是,這種大農場援建模式需要依靠特定的動員機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及一定的農作技術和經驗。中國專家離開后,這類項目馬上就陷入了困境。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專家也嘗試采用承包制的方式來改造前期在非洲援建的農業項目。而隨著改革程度加深,市場化改革的經驗也被引入到援非項目中,通過企業運作來維持與維護援助項目。 

          2011年,曾經受益于國際發展援助的李小云團隊,來到坦桑尼亞的土地上,為這個敘事添上了新的一筆。徐秀麗笑稱,在當地的農業大學中,他們相當于再造了一個“中德中心”。

          坦桑尼亞示范戶喜獲豐收。受訪者供圖

          國際發展援助已成為現代國家標配

          “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要援助我們呢?”很多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中國合作方,都曾這樣問李小云。其實李小云最開始接觸國際發展援助時,也有同樣的疑惑。 

          按照那些國際發展援助組織的自陳,李小云過去的回答是——“因為他們有錢有技術,他們想幫助我們發展”。他曾經對此“一直深信不疑”。 

          而在發展學領域深耕近30年后,李小云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思考和總結。“原因不外乎三種:道義、功利和國家發展后向外延伸的沖動。”李小云說。 

          在李小云和團隊里其他學者的研究中,“道義”的維度下包括緩解全球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人道主義倫理,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對于過去殖民造成發展上結構性壓迫的責任感和補償心態。戰略、商業、貿易等各方面的考慮和需求則都可以囊括在“功利”的維度之下。 

          第三點是李小云的經驗性總結:很多發展成就不如中國的新興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對外交往更多、國家能力也提升了,都會開展國際發展援助。 

          徐秀麗認為,這是因為經過七十多年的演變,國際發展體系已經同政治、經濟、軍事一樣,成為國際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在為李小云著作《發展援助的未來: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國的新角色》寫的書評中,徐秀麗指出:“國際發展體系是構成當代全球秩序的核心部件,是現代國家的標配——生存于當今國際體系之中,不管主觀上愿意還是不愿意,實踐中參與是多還是少,該體系都在那里,無法規避,且不得不進入其中。” 

          “雖然國際援助發展起源于冷戰,但客觀上它也促進了全球和平與發展。”徐秀麗說。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發展援助委員會規定,成員國需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進行國際發展援助,這個比例經過多次調整后,在1993年被確定為“國民總收入(GNI)的0.7%”。傳統發達國家對外援助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平均為0.3%。 

          不過,中國并沒有加入這一發展援助委員會,而是一直強調基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開展行動。 

          現有國際發展援助體系已受到有關“有效性”的質疑,發展援助的產業化,以及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援助時附帶基于西方價值觀條件的做法也遭受了詬病。而早在1964年,中國政府即已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帶條件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新發展知識”下的新南南合作 

          早年在西方援華項目協助工作的經歷,讓李小云和他的團隊特別注重避免在坦桑尼亞成為又一個“西方援助者”。徐秀麗介紹,在接受西方援助時,中國政府一直強調“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將西方援助項目納入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規劃,以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所以,李小云團隊在項目進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坦桑尼亞方的主動性,希望他們能成為項目以及自身發展的主導力量。 

          基于“平等性”和“主導性”,李小云團隊更愿意將類似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稱為“東道國”,而非“受援國”。 

          李小云將中國的發展援助方式稱為“平行經驗的分享”:一方面,很多東道國目前的發展水平,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更為接近,相比發展階段更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發展援助方案,中國經驗會更加適用;另一方面,中國采用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示范”和“分享”的方式,供東道國自行比較與自主選擇。 

          實際上,隨著中國逐漸通過南南合作的框架加入國際發展援助,更加強調平等互利的“國際發展合作”,已慢慢成為原有“國際發展援助”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21世紀以來,國際上開始逐漸重視中國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實踐和經驗。 

          李小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中國今后進行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抓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也將有助于中國探索自己的國際發展合作倫理。與此同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相繼成立,標志著南方國家自主性發展籌資體系的建立,這與南方國家發展經驗與知識、南方國家發展資源的增長一起,構成了李小云所說的“新南南合作”。 

          2017年,中國農業大學一帶一路農業合作學院/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成立,以促進全球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經驗的分享、提升國際發展合作和南南農業合作政策水平、推動南方國家基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減貧實踐為使命。 

          站在坦桑尼亞被邀請致辭的講臺上,徐秀麗記起加拿大專家講的那些西方概念和價值體系。她想,“我”要講些什么呢?她再次意識到新興的國際發展合作與曾經的國際發展援助之間的區別。 

          中國的發展實踐和國際發展合作實踐已經走在了傳統發展理論的前面,構成了極為豐富的學術資源庫。徐秀麗很期待,在這樣的學術資源庫中,全球所有關注南南合作發展的學者們,能夠挖掘出與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現有發展理論既有張力、又互補的“新發展知識”,解釋中國的發展路徑,幫助全球減貧,促進人類的發展。 

          由此溯回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的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寫道: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這片土地,我想對你說……】 

          新京報:七十年來,你認為中國三農的最大變化和進步是什么? 

          李小云: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大的變化,我認為是農村、農業和農民,終于不再是落后和貧困的代名詞,新三農,也就是新農村、新農業和新農民,正在成為現代化中國的新特征。 

          新京報:對這篇土地,你最想說的話是什么?

          李小云:中國這片熱土,曾經有過讓世界為之向往的輝煌革命與改革開放的奇跡,我相信,未來也將繼續給世界帶來新的震撼。

          新京報記者 張一川

          新京報2019年9月29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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