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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貧事業的中國經驗:高速發展與大規模減貧同步

    第一財經 2019年09月30日 報道 瀏覽次數:

    邵海鵬

    “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中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做出的莊嚴承諾。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距離前述莊嚴承諾,還有一年多的時間。當前,正是脫貧攻堅最為關鍵的階段。“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緊要關頭,越要堅定必勝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氣攻城拔寨的決心。”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南考察,來到中央辦公廳定點扶貧縣——信陽市光山縣,該縣位于大別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習近平表示,脫貧攻堅是一項深得人民擁護的民心工程。“光山縣今年退出了貧困縣序列,貧困帽子摘了,攻堅精神不能放松。”

    回首這70年來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整個國家始終沒有脫離貧困的緩解和消除的軌道。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小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建國以來,整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扶貧歷程。而且,新中國七十年的反貧困歷程和減貧經驗,不僅對于中國以后的發展,同時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減貧,均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中國70年的發展與減貧有高度相關性

    9月27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新聞中心第三場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稱,7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改革創新、接續努力,在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消除農村絕對貧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創造中國歷史上的減貧奇跡。

    中國的減貧成績為世界所公認,總結中國減貧成就與經驗,有兩個重要時期,即發展減貧與精準減貧時期。在早期很長一段時間是靠經濟增長促進減貧,后期單純靠經濟增長來實現減貧時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因此,應運而生的是“精準減貧”。

    在1949年到1978年間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國家的發展戰略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貧困問題。

    根據9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發布的《亞洲減貧報告》顯示,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農業技術改革,圍繞著普遍性貧困來開展。以教育、衛生和人均預期壽命的改善為主要標志的非收入性貧困的極大緩解,是1978年之前中國減貧成就的主要方面和突出成就。更重要的是1978年之前的發展為之后大規模的收入性貧困的減少創造了條件。

    報告專家團隊負責人李小云稱,這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質上可以稱為廣義性的扶貧實踐。盡管在這個階段中國還沒有類似現在的扶貧開發計劃,并且緩貧成就也無法與1978年之后的成就相比較,但是從反貧困的歷史基礎的角度講,1978年之前的減貧依然是中國反貧困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使7億多農村人口擺脫貧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前述《報告》顯示,這一段時期,發展性的扶貧實踐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農業發展驅動的減貧實踐(1978-1985年),二是工業化與城鎮化驅動的減貧實踐(1986-2000年);三是國家主導的、有計劃、有目標的農村開發式扶貧實踐(2001-2011年);四是精準脫貧攻堅:中國扶貧的新實踐(2012年至今)。

    李小云稱,要了解中國的減貧,需要歷史地審視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和結果與減貧的關系,不能只關注狹義的減貧的計劃。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精準扶貧已經六年,脫貧攻堅戰已經打了三年,劉永富稱,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和重大歷史性成就。按照我國農村現行扶貧標準,2013-201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8000多萬人,每年減貧人數都保持在1200萬以上,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1.7%。832個貧困縣,已脫貧摘帽436個。預計到今年底,全國95%左右現行標準的貧困人口將實現脫貧,90%以上的貧困縣將實現摘帽,再經過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將得到歷史性解決。

    尤為重要的是,除了貧困人口減少這樣的直接影響外,還有許多涉及長遠發展的間接影響,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在2019年的全國兩會上,他提到,脫貧攻堅大大改善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僅貧困人口受了益,所有農村的農民都一起共享了這些成果。其次,通過脫貧攻堅還倒逼了產業發展、生態改善,培養了大批農村干部,鍛煉了大批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另外,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有了轉變,工作能力有了提升,農村治理水平有了提升。

    對于當前的精準脫貧攻堅階段,李小云評價稱,這是在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趨向于不利于減貧的條件下實施的立足社會公平的政治行動。雖然很多政策和措施都是基于以往的實踐基礎,但是精準脫貧將保護式和開發式扶貧進行了有機對接,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減貧在制度層面進行了整合,在一系列扶貧方式上進行了創新,將瞄準到施策再到評估整合為一個系統,形成了迄今為止最為系統的科學減貧戰略和政策框架,從而構成了中國扶貧的新實踐體系。

    互聯網科技賦能“三農”

    由于脫貧攻堅的重點集中在農村,而那些做起了縣域、鄉鎮、農村市場“下沉市場”生意的電商,自然也就成為了農村“脫貧攻堅”的生力軍,農村電商扶貧已經成為精準扶貧的一條重要路徑。

    在光山縣調研時,習近平強調,要積極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和快遞業務,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就指出,電商企業參與扶貧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聯網的優勢,解決農產品流通問題,讓貧困地區有產就有銷,多勞能多得。

    根據《中國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2018)》顯示,2017年,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實現網絡零售額1207.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2.1%。迅速興起的各類“淘寶村”“電商村”,帶動就業人數超2800萬人,創造直接就業機會超過130萬個。

    作為廣西欽州當地人口中的“上海仔”,徐亮有著濃厚的鄉村情結。2017年4月,啟動了欽北區農村電商項目。2019年6月,公司團隊自主研發了“和匯家—新村淘”農村電子商務平臺,解決農村下行“最后一公里”和農產品上行“最先一公里”問題。

    徐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新村淘將服務觸角延伸到貧困村,為農民提供農產品上行的渠道,同上海市等發達城市對接,推動緊密和接地氣的扶貧。該項目還積極推動打造農村大數據,推進農村醫療、遠程教育、家電維修、廢品回收等延伸產業。

    尤為重要的是,2019年,和匯家開展了消費扶貧項目,依托電商新業態,消費也能扶貧,消費也是扶貧。他表示,以電子商務平臺為載體,將運營商、商家、城市個人消費者、機關事業單位消費者、農產品經營者(含農戶、專業戶、專業合作社、村民合作社)聯合起來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生產、銷售、服務、消費一體化,將過去中間商瓜分的利潤和節省的營銷成本返點給消費者(貧困村),形成一個多贏的現代商業模式,巧妙地將農產品生產銷售、商家營銷、消費者消費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

    在互聯網時代,手機變成了新農具,直播變成了新農活,數據變成了新農資。

    9月23日,農歷秋分,我國億萬農民迎來了第二個“中國農民豐收節”。也正是在這一天,1000多名網紅和縣長,化身全國各地的農貨“超級推銷員”。新疆托里縣牛肉干,30秒爆銷1200斤;福建平和琯溪紅柚,10分鐘售罄45萬斤;山西平順花椒芽菜醬,3萬瓶被瞬間搶空……

    2018年4月,阿里巴巴啟動“畝產一千美金”助農計劃,讓農民真正賺到錢。計劃啟動一年以來,貧困縣土貨在阿里平臺的銷售同比增長就達到80%。

    在脫貧攻堅決勝之年,阿里豐收節將主場直接落地至國家級貧困縣。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鄉村事業部總經理李少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阿里“一縣一業”項目,惠及光山縣油茶籽油基地17萬畝、800萬株油茶籽油樹。由“品”到“業”,阿里這樣的扶貧思路,可持續且可復制。包括茶油在內的“光山十寶”,已成為網上走紅的大IP。菜鳥網絡打造的“光山農村共配模式”,使光山成為全國首個“農村共配示范縣”。

    在2019年,本來生活集團也啟動了農產品電商扶貧3.0模式。本來生活扶貧與鄉村振興促進中心總經理丁玲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扶貧工作所伊始,本來生活網便實行了以產業鏈賦能為代表的賦能式的扶貧模式,從供應鏈端解決貧困地農產品銷售問題及長遠市場競爭力。但是,在電商扶貧3.0模式中,從幫助貧困地區銷售農副產品、打造品牌,到幫助貧困地區發展產業、制定標準,更注重幫助農民建立持久的市場競爭力、持續的增收能力。

    丁玲玲舉例稱,“褚橙”的種植基地在貧困縣——玉溪市新平縣,該縣是全市七縣二區中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脫貧任務最艱巨的縣。2012年,本來生活打造了“褚橙進京”,首次實現了傳統農業與互聯網電商的結合,多年來進行持續不斷的品牌化營銷和全網銷售,使褚橙成為中國農業的標志性品牌。從2012年-2016年,每畝褚橙的收益實現年均30%的增幅,基地農戶年收入從最初幾千元達到8-12萬。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武漢江南北公司CEO高攀也認為,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其中參與扶貧助農的電商平臺們功不可沒。總體來說,各大電商平臺為扶貧助農出了力、提了速,以較低的門檻幫助了一部分農村貧困人口實現了增收脫貧。但是,電商扶貧不應該被等同于幫助農戶賣農產品,電商、互聯網平臺還可以通過數據、產業、用工、創業、金融等方式為農村脫貧做出更多更大貢獻。

    第一財經APP2019年9月29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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