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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之路】紅峴村:大國扶貧宏大敘事中的微觀鄉村故事

          新京報 2019年09月27日 報道 瀏覽次數:

          編者按:甘肅省渭源縣紅峴村,這個豐收節似乎沒啥好說的,黨參和馬鈴薯到了收獲的日子,村里依舊沒有脫貧。在脫貧路上,紅峴也談不上有什么特殊與需要推廣的路徑,村落最大的改變,仍然是水和路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的變化。

          然而,“貧中之貧”的紅峴,終究是在改變,其背景則是整個國家宏大的扶貧戰略。脫貧攻堅,終究有依靠村民智慧與勤奮達不到的天塹,比如要有水喝、有路走。此時,國家意志與政府投入,至關重要。“修路和通水對于紅峴影響深遠,它打開了紅峴因為交通不便和缺水身陷貧困,又因為身處貧困,而無法改善基礎設施環境”的死循環。就這個意義而言,紅峴村所發生的變化,就是在扶貧政策下的中國12.8萬個貧困村莊正在經歷、體驗的一切。 

          打開任意一個電子地圖,在甘肅省境內搜索“紅峴”二字,都會發現諸多標記地點,重名的村子太多了。作為曾經全國12.8萬個貧困村之一、渭源縣135個貧困村之一,寂寂無聞的紅峴村,淹沒在數字里,也淹沒在地圖上,連貧困都要“重名”。 

          中國農業大學陳前恒教授自2005年起,在名不見經傳的紅峴考察了14年,見證了這個最初無水可喝,只能以降雨作為水源、無電可用,在夜晚用回煤油燈的村莊,在政府為主導的扶貧政策下的漫長轉變。在陳前恒看來,發生改變的紅峴,呈現了一個村莊變化微觀故事,也是在國家精準扶貧政策下,12.8萬貧困村擺脫貧困的縮影。

          鑲嵌在群山中的紅峴村,耕作梯田是村民主要收入來源。受訪者供圖

          沒飲用水 村民轉身去買了兩瓶啤酒

          紅峴村所在的甘肅定西渭源縣,是地處秦嶺和黃土高原之間的交會地帶,“渭源”二字的本意是渭河的源頭。這條黃河最大的支流發源于渭源縣的鳥鼠山,距離紅峴村不到30公里,但紅峴村的境況與這豐沛的水源地相比卻是兩番境地。

          2005年的夏天,還是博士研究生的陳前恒跟隨導師,第一次踏入甘肅定西市渭源縣的土地,剛剛走入這個名為“紅峴”的村莊,還未來得及感受到地方的貧窮,急匆匆沖進陳前恒感官的印象就是“干旱”。那些村落周邊的少量植被,即使在盛夏也依然枝葉干癟,表面上似乎總沾著一層永遠也抹不掉的土灰色,陳前恒打小在江蘇的水鄉長大,紅峴的樣貌,不在他的認知范疇里。

          幾十年前,陳前恒的家鄉同樣沒有自來水,“老百姓吃水什么辦呢?在自家院落里打個井,土地向下挖個七八米,這水就夠用了。但在2005年的紅峴村,這方法在多數情況下行不通。”陳前恒記得,當時和自己同行的師姐師妹們,連頭都不敢洗。平時早晚洗漱用的水,要最終匯集到一個盆里,干什么用?“得供老鄉們澆菜地。”

          曾經即使在冬天,紅峴村村民也仍需跑到山溝的水池中打水。受訪者供圖

          紅峴村的“峴”字意為“小而高的山嶺”,黃土高坡上村落的風貌,由地名便可窺得一二。如同在所有的山區一樣,這水最浪費不得。祖祖輩輩生活在紅峴的村民們,從未享受過自來水帶來的方便清潔,吃水用水的來源靠“老天爺”施舍,可“老天爺”從來都是對黃土高原吝嗇的。

          村民居住的土坯房分散在山坡各地,放眼望去不難發現這些土坯房屋頂的共同特點——所有房屋的屋脊都偏向一側,形成了單面坡。陳前恒說,這才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地區年降水量300毫米左右,這從天而降的雨水是紅峴村村民的水源之一,而等到老天爺也不賞臉的每年三四月份,到七八公里外一個名為“陽坡磨”的地方去買水,就成了必須的選擇。由于返家途中是一路上坡,村民們往往所花的運費都要達到正常水費的四五倍。

          除此以外,半山腰處山溝溝里的小水塘也是部分村民的“水源地”,但按照陳前恒的話講,水池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塵土和各類飛蟲尸體都會在水中出現。2005年,趕上自家存水不夠的時候,將近半百年歲的紅峴村村民汪發錄每天幾乎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在自己家和半山腰之間往返兩次。挑著兩個鐵桶的汪發錄每次都不敢把水盛得太滿,“山路走起來顛簸,水要是太滿,這一溢出來,不又浪費了?”

          當時的陳前恒是跟隨導師駐村調研的學生,也是汪發錄家里的客人。陳前恒初來乍到,在調研期間住在汪發錄家,汪發錄反倒更局促緊張。頭一天,眼瞅家里沒有飲用水,汪發錄一扭頭跑到村里的小賣部給陳前恒拎了兩瓶啤酒回來,他手一伸把酒遞到客人跟前,“山溝里挑來的水不干凈,怕你喝壞肚子,你還是喝啤酒吧。”在這個窮山村,鄉親們遠比山溝溝里的水質更淳樸。

          日落而“聊” 燈泡比不上煤油燈

          白天為用水發愁,到了晚上,整個紅峴村還要絞盡腦汁在黑暗中爭取一絲光亮。2010年以前,因為整個村落電壓較低,等失去了太陽光芒的照拂,村落便和背依的大山融為了一體,再難在黑夜中尋得紅峴村的痕跡。

          正常額定電壓220V,由于紅峴村并沒有條件更換變壓器,村民們幾乎所有的電器都無法正常工作。這電器大到家里的電視,小到一個15W的燈泡。接通電源的燈泡通常只能從紅絲中發出一點點微弱的光,這光照拂的范圍不及煤油燈,許多村民干脆直接用回了煤油燈,“重返”了無電時代。 

          紅峴村的夜晚雖然黑暗,但或許并不能算安靜。若是在暗夜里細聽,那些靠近土坯房墻邊,院落聚集的周圍,少不了村民一言一語的聊天聲——電視無法接通,聚在一起閑聊也就成了紅峴村村民被迫消遣夜晚時間的方式。這天兒往往一聊就到了十點多,說到底比的是各家各戶誰的精神頭更大。親歷者陳前恒說,“往往到了深夜,一部分村民睡下后切斷了電源,另一部分人才能回到家里看看電視、洗漱睡覺。” 

          額定電壓相對較低的礦燈,在夜晚不足220V的紅峴村,曾經是一部分村民擁有明亮夜晚的指望。“可礦燈有個缺點,就是在村里電壓恢復到正常值的時候,燈泡會突然爆掉,于村民而言得不償失。”陳前恒提到,紅峴村的電路問題在于電壓不穩定,且這樣的不穩定并非人為可控。“還有一些村民,為了能在夜間看上電視,直接買回了三個升壓器,會把電壓調到220V,這也意味著電壓將集中在一處,這樣周圍的街坊們將徹底置于黑暗之中。” 

          在2005年甚至在此以后幾年的紅峴,所有與基礎設施有關的一切都讓人感到無望。全村二百余戶,只有三戶村民家中安裝了電話,用于維系與上級職能部門的溝通;村里所有的道路未經硬化,在讓人期盼的雨水造訪之際,使人無處下腳的泥濘路面也讓人頭疼;絕大多數的土坯房并不能保障居民的安全,幾年前一個下雨的夏天,陳前恒正坐在土炕上和村書記聊著天,聽聞門外有人呼喊,村書記趕忙跑了出去,“因為雨水積攢在土坯屋頂上,有村民家的房子塌了。” 

          在連續造訪紅峴村的14年里,陳前恒一直默默拿紅峴與自己的家鄉做著對比。差距有多大?陳前恒說是20年。

          “近幾年,我每一年的日子過得都不一樣” 

          從定西通往渭源縣的公路沿著大山蜿蜒而行,隨著汽車駛入鄉村,在車窗外飛馳而過的是延續到大山頂端的旱作梯田,梯田耕作是紅峴村,乃至整個渭源農民的主要收益來源。在人口密集的農業大省,人們無法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束縛,而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西北,雖然人均耕地達到了2.98畝,但紅峴村的村民仍然囿于貧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仍是缺水。 

          各戶村民除了種植30%的糧食作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開始,黨參、當歸、黃芪為主的經濟作物占據著各家各戶大多數的耕作面積。九十年代后期,汪發錄曾短暫地外出打工,但比較了外出和在家務農的收入后,汪發錄徹底選擇留在了家鄉。現如今家里幾畝中藥材,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曾經,村內土坯房占到多數。受訪者供圖

          汪發錄自家的小院子位于紅峴村西側,家里的房子是1995年建成的,曾經一度因為房頂漏雨讓家人“在自家屋檐下淋了幾年的雨”,2015年由地方城建局撥款,汪發錄家的房頂得以修復。4000元錢的補貼直接發放到汪發錄的手上,他給自家屋頂填了瓦,總算擁有了能在風雨中庇護自己的家。 

          修補房子是直接關系到自家的大事,然而對于汪發錄來說,真的改變自己生活習慣的,是發生在村落里,惠及各家個戶的事。“這幾年,我覺得每年的日子過得都不一樣。” 

          現在,十幾年過去了,村內土坯房占比從72%下降至39%。受訪者供圖

          2010年水利局主導的自來水項目讓管道連通了各家各戶,雖然由于水壓并不穩定,供水時長受到了限制,但總算讓村民喝上了安全的飲用水。直到2018年,水壓問題徹底解決,2010年和2013年,電力公司又先后對村內電網升級改造,使電壓穩定在220伏;2014年和2016年,政府部門投資504萬元,對紅峴村的道路進行了硬化,不僅方便了出行,也降低了村民建房、賣藥材時的運輸成本;此外近年來城建局主導的危房改造項目,也解決了居民的住房安全問題。

          近十年來,汪發錄終于陸續讓自家的挑水的老扁擔退了休、和山溝溝里那座小水池徹底告了別,將擺在炕桌上煤油燈舍棄,也把那雙在泥濘里打滾兒的雨鞋收了起來。

          五百八十五分之一 村落成為縮影 

          兩年多前,時任甘肅省定西市委辦公室信息科科長的陳文鑫曾經被派至紅峴擔任第一書記,回憶起紅峴給自己的最初感受,陳文鑫還是用了四個字,“貧中之貧”。 

          這種“貧困感”是撲面而來的,陳文鑫目之所及的村民幾乎都在45歲以上,村民的衣著灰舊暗淡,幾乎與位于黃土高原上的村落環境以及身后的土坯房融為了一體。在任兩年,陳文鑫也提到村落最大的改變,仍然是水和路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的變化,在他看來,修路和通水對于紅峴影響深遠,它讓打開了紅峴“因為交通不便和缺水身陷貧困,又因為身處貧困,而無法改善基礎設施環境”的死循環。 

          不過縱然有這些改變,紅峴村依舊平凡。本世紀初,中國有12.8萬個貧困村莊,紅峴村曾經是其中之一。截止到2018年9月,全國有585個國家級貧困縣,紅峴村所在的渭源縣也是其中之一,紅峴始終淹沒于這些數字里。 

          “紅峴村與那些無數個寂寂無聞的村莊一樣,沒有任何特別,與諸多貧困的村莊一樣,它只是‘趕上了趟兒’,通過諸多大范圍的扶貧政策,使村莊發生了變化。”陳前恒覺得,從自己學生時代開始,到成為別人老師這14年里所一直關注的紅峴,是國內諸多貧困村莊的縮影,這14年里,尤其是這幾年紅峴村所發生的變化,正是在扶貧政策下的中國農村正在經歷、體驗的一切。

          牛羊養殖也是渭源紅峴的傳統產業之一,2013年在地方婦聯的幫助下,村民收獲了“扶貧羊”。受訪者供圖

          據陳前恒統計,2005年到2012年,紅峴村收到的政府財政扶貧投入為104萬元,2013年以后,這一數字明顯上升,增加至1149.43萬元,增長幅度超過原有投入的10倍。 

          陳前恒把紅峴的變化原因稱為“中國式減貧模式”,“農村土地政策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食品保障和住房保障;在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起到了減貧的作用;中國特有的扶貧制度,精準扶貧也加速了農民脫貧。無疑,政府主導的扶貧開發對于紅峴村的發展非常重要。”

          脫貧就是終點了嗎?紅峴“未修”的路還很長 

          自秋分之后,雖然不是糧食的主產區,但渭源和紅峴的豐收,也同樣拉開了序幕。在渭源西部的一些鄉鎮,從農歷七月十日到十月一日,會舉辦歷時兩三個月的拉扎節,經查被認為是持續時間最長的“祭神節日”,屆時相連的村莊將一個接一個的慶賀,為的其實也是慶祝豐收,盼望生活蒸蒸日上。 

          相隔七十公里的紅峴,在多數情況下,村民們也只能聽聽熱鬧。不過汪發錄說,這熱鬧也不白聽,“國慶節一過,家里種下的黨參也到了收獲的日子。” 

          按照政府計劃,紅峴村將于今年完全脫貧摘帽,也就是實現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現如今的紅峴已經基本完成了目標,可扶貧任務就結束了嗎?陳前恒覺得,紅峴完成的這個目標,恰恰應是扶貧工作的新起點。 

          村里的硬化道具對比,2014年和2016年,在政府資金支持下,土地道具全部硬化,村民不再害怕雨天出行。受訪者供圖

          “因病返貧、因學返貧、因婚返貧的現象仍然在紅峴存在、政府投入的基礎設施改造也需后續維護、產業扶貧基礎不牢固,存在產業鏈條短的問題。”在陳前恒看來,雖然紅峴村的連村路修好了,但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仍有隱患。

          紅峴是在政策照拂下貧困村莊所取得的成就的縮影,也是隱憂的縮影。國務院扶貧辦規劃財務司處長劉勝安目前在渭源縣掛職為縣委副書記,他告訴新京報記者,在渭源縣217個行政村中,與紅峴相似的貧困村落還有134個,同樣按照計劃,整個渭源縣也將在2019年實現脫貧。 

          劉勝安介紹,種植馬鈴薯、中藥材,以及養殖牛羊是渭源的三個傳統產業,靠這三項產業,百姓的收入能夠得到一定保障。但其中給農民帶來最主要收益的中藥材受到的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較大,縣內除了建設標準化的基地外,也發展了另外的特色產業。“比如種植食用菌,發展一些抗市場風險能力比較強的產業、利用地理特點,發展鮮花和蔬菜的種植,與傳統的產地錯峰上市,這些都已經成為渭源產業發展的重點。”劉勝安說,這些產業,或許是紅峴乃至渭源未來的希望。 

          新京報記者 田杰雄

          新京報客戶端2019年9月23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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