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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收之路】泥河溝村:一場特殊的文化干預 喚醒村莊集體記憶

    新京報 2019年09月25日 報道 瀏覽次數:

    一場搶救民間記憶、搜集口述歷史的行動展開了,泥河溝村收獲了喚醒村莊活力的開端

    編者按:

    2014年4月,陜西佳縣泥河溝村36畝千年古棗園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這里也是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棗樹林。可學者隨后探尋時發現,記載泥河溝歷史的文字,加在一起不超過300字。于是,2014年7月到2017年1月,一場搶救民間記憶、搜集口述歷史的行動在泥河溝村展開。

    主持這項行動的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人類學博士孫慶忠的總結是:“在尋找各種鄉土重建路徑的今天,有一種普遍性的認識,也就是村莊的希望是讓外出者回流。如果讓年輕人回歸,必須有情感的歸屬,必須有產業的支撐,這是鄉土文化復育的重要前提。”喚醒村莊的集體記憶,這無疑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干預,而隨后搜集2000余幅珍貴影像圖片百萬字資料的過程,成為喚醒泥河溝村活力的開端。

    泥河溝村,所有可以種東西的土地都拿來種棗樹了。不是人們對棗樹情有獨鐘,而是十年九旱八雹災的自然條件,只適合種棗樹,家家戶戶的收入也主要來自紅棗,盡管如此,泥河溝村依然是一個貧困村。

    “2014年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時,泥河溝村的情況是,全村213戶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有111人年逾花甲。”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慶忠第一次走進泥河溝村看到的是破敗的窯洞和暮氣沉沉的留守老人,“鄉村更像是‘廢棄的生命’。”這個曾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經考證原來是中國棗的重要起源地,千年棗樹仍郁郁蔥蔥,精神傳承卻出現了枯萎的跡象,需要喚醒的,是這個村子的精氣神。


    泥河溝村村貌。計云 攝

    緣起于36畝古棗樹

    最近十來天小雨就沒停過。在泥河溝村,連續下雨可不是什么好事。此時紅棗即將成熟,果肉開始膨大,雨水過多會讓鮮棗開裂、霉爛。 

    陜西省榆林市佳縣朱家坬鎮泥河溝村,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河邊村”,它依傍的是中國兩大母親河之一的黃河。幾字形的黃河,用“豎彎鉤”的一豎劈開了晉陜峽谷,泥河溝村就藏在黃河的西岸,峭壁深谷里。

    “在我們這兒,泥河溝的棗是最好的,一般優質鮮棗,地頭收購價一市斤能賣到5塊錢,價格還是不錯的。”原佳縣紅棗產業辦公室主任高峰告訴記者,“不過我們佳縣已經連續7、8年每到棗子接近成熟的時候就下雨,今年裂果比較嚴重。”

    高峰不是泥河溝村人,但是自從1978年大學畢業,就一直跟紅棗打交道。1994年,在一次駐村工作時,他在泥河溝村待了一年,仔細研究了這里的千年棗園。

    “泥河溝村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核心保護地。”高峰說話時,普通話里帶有陜北口音,基本上能聽懂,但是,吐字的重音會略有不同,比如說到“泥河溝”時,“河”字就輕輕地滑了過去,讓人聽起來,以為是在說另一個地方。“泥河溝千年棗園是惟一以古棗園為載體申報成功的。”

    那場申報的成功,改變了佳縣泥河溝村。2014年4月,聯合國糧農組織把該村有千年歷史的古棗園系統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古代先民把山地酸棗引入黃河灘地,本身就是創舉,他們世世代代依靠泥河溝周圍豐富的酸棗資源,不斷培育,按照人們的需求提煉棗的優良性狀,形成了獨特的古棗園和農藝傳統,并將紅棗融于當地民俗傳統文化之中,其文化傳承源遠流長,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種植棗樹的鮮活證據,甚至被譽為“天下紅棗第一村”。

    村民的記憶總是跟棗樹相關

    早在1994年,當時為了搞清楚“泥河溝村古棗園的神奇之處”,高峰仔細考察了棗樹生長環境,走遍了這里的溝溝坎坎,對泥河溝村周邊的路況了如指掌。

    他發現,正是因為交通不便,使得泥河溝沒能搭上工業化、城市化的快車,“好處是,反而比較完整地保護了棗林。”

    高峰調查后發現,歷史上泥河溝村經過水運和陸運兩個階段。靠水運的時期,泥河溝村的碼頭叫“寧河口渡”,在宋朝,已經是著名的水路碼頭,只不過泥河溝村三面環山,村口很小,不容易發現村里還有一大片棗林。改為陸路運輸后,“泥河溝全村不養一頭驢,因為都是石臺階,驢無法進村子,交通十分不便。”

    高峰從西北農學院畢業后,回到佳縣成了一名“紅棗專干”,圍繞棗樹一干就是40年,是名副其實的棗樹專家。他告訴記者:“佳縣這個地方,十年九旱,可巧,泥河溝村邊的車會溝給當地棗園提供了灌溉水,棗樹成熟的時節需要相對的高溫,泥河溝村四周裸露的石坡白天吸熱,晚上放熱,為棗樹提供能量,所以,這里的棗樹長得特別好,最大一棵古樹胸徑3.45米,兩個人都圍抱不過來。”

    高峰所說的古樹,就是村里那株距今1300多年歷史的“棗樹王”,后來被《中國紅棗志》譽為“活化石”,“棗樹王”栽下的時候,中國還是隋朝。

    惡劣的氣候特點,讓這片土地只適合種棗、雜糧等耐瘠薄的樹種、作物。在泥河溝村這樣的土石山區,用于耕作的土層比較淺。據村民武國柱回憶,“泥河溝在1946年以前是個富庶村子。”1933年出生的武國柱,小的時候是泥河溝后村的孩子王,特別能打架,孩子們跟著他出去不會吃虧,后因讀書離開了村子。據他回憶,“我們村東、黃河西岸1000多畝水地,有棗林,地上產糧、空中結棗……村民生活較為富足。1946年黃河發了一場大水,把水地都推走了……村里連最低生活也維持不了。”

    村民正在撿棗。賈玥 攝

    武國柱作為歷史口述人和另外39人的講述被收錄在《村史留痕——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口述史》里,同時定格泥河溝歷史的還有《棗緣社會——陜西佳縣泥河溝村文化志》《鄉村記憶——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影像集》,孫慶忠帶領中國農業大學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和村民一起,共同重溫了鄉村的過往。在村民和縣鎮村干部的口述中,為古棗園、傳統村落存留了2000余幅珍貴的影像圖片和100多萬字的資料,這一過程成為喚醒泥河溝村活力的開端。

    《村史留痕》中,村民會提到千百年來在適應自然的過程時,當地流傳的一套“棗、糧、蔬間作立體種植法”。

    立體種植的意思是,在黃河灘地上栽種耐受瘠薄的棗樹,棗樹林里種上雜糧和蔬菜。“泥河溝村能夠成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古老卻很高效的種植模式。”高峰說。

    另外,在村民的記憶里,他們的生命幾乎都和紅棗相關。在和泥河溝千年棗園的緣分里,高峰甚至曾被棗樹救過一命。

    就在1994年,他調查棗樹幾乎到了癡迷程度,“有一次中午已經過了,我實在累得不行,不知道怎么地就從石崖上掉了下來……我想我掉下來卻沒死,是因為一棵棗樹的枝條在中間把我撐了一下。”這一經歷被記錄在《村史留痕》里。高峰作為最懂千年棗樹的人,和泥河溝村結下了不解之緣。

    有了老人的記憶,村落的歷史就不再蒼白

    出于人類學者的好奇,2014年5月,孫慶忠第一次走進泥河溝村。“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破敗的窯洞,村子完全沒有活力。村里住著111位60歲以上的老人,在村里只看到一個年輕人,是一位八零后。”

    走訪之后,感受到鄉村凋敝的同時,讓孫慶忠錯愕的是,記載泥河溝村歷史的文字,加在一起不超過300字。

    孫慶忠并不擔心村莊沒有文字記載,“因為,我始終堅信,只要有人在,文化就在。只要能發掘出活的文化,鄉村就不僅僅只有幾孔破窯,不僅僅有還能結果子的棗樹,更有跟它相伴的人的因素。人對于自然的相依相合,人對棗樹的呵護,才有了物質化的村莊,才有一份記憶,所以,就想通過我們的努力,發掘深藏在泥土里的情感。”

    和考古差不多,村史挖掘從老人們開始了。

    進村之前,孫慶忠打聽到村里最有學問的是一位叫武國雄的人,“他當過小學校長,大隊書記,這都是寶貝級人物了。”等進了村里,村民說:“你來找武國雄嗎?如果去年來,能看見老爺子咽氣。”上了年紀的村民、衰老的村莊,都在催促搜集口述史的工作加快進程。

     

    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人類學博士孫慶忠(左二)帶領研究團隊外出探訪。熊悅 攝

    調研團隊先后采訪到泥河溝村武姓四大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其中,按照年齡排序,武愛雄排在第一個。1925年出生的武愛雄,小名叫“玉書”。

    武愛雄的童年記憶是這樣的,“戲樓上蹲三個娃娃,頭上頂著村里三大廟神靈的牌位。他們面對著戲臺,因為唱戲是唱給神聽的。當時的講究是娃娃們比較純潔,神的位置要比人高。每個頂神靈牌位的娃娃都能得到一個棗卷卷吃,不去就沒有棗卷卷。那時候可苦了,吃不到面,娃娃們都搶著頂牌牌,誰跑到前面就讓誰頂……我沒有頂過,膽子小嘛……”

    “老年人講故事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傳遞功能,但隨著電子設備的普及,人們對口承知識的依賴越來越小,老年人在鄉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孫慶忠教授說,“缺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記憶和生命體驗,村落的歷史將是蒼白的。”

    訪談、拍攝的同時,還舉辦了“泥河溝大講堂”,對做這些的目的,孫慶忠解釋說,“讓那些為生活忙碌、為生計漂泊的年輕人,不忘祖先的歷史,讓年邁的老人能因存留前輩的記憶而有一份生存的尊嚴。”

    泥河溝村的活力能吸引年輕人返鄉嗎

    從一開始,孫慶忠的想法就很明確——“通過重塑村莊的集體記憶,讓子孫不至于喪失與祖先對話的能力,與此同時,用這種特殊的文化干預,在重現中國農民共同的生命歷程時,積蓄社會再生產的情感力量。”

    隨著鄉村記憶的蘇醒,泥河溝村的變化也隨之而來。

    作為泥河溝村駐村干部,朱家坬鎮長苗小軍和泥河溝村的交集開始于2011年,當時他負責沿黃公路、調水工程等政府項目在泥河溝一段的落實。他對泥河溝村的變化體會最深。

    “2014年以后,泥河溝人的變化非常大,”苗小軍告訴記者,“除了人居條件改善以外,關鍵是人的精神面貌變好了。今年9月11日,佳縣中國農民豐收節在泥河溝村舉辦,村域環境布置都是村民自己做的。”

    盡管豐收節活動只舉辦了兩天,持續的陰雨天氣讓山村很快恢復了往日的清靜,不過村里老人們用紅棗和黃色玉米粒組合成的五星紅旗,還是成了人們爭相拍照的網紅景點,“這些都是村民加班,連夜做的,這種場景很多年都沒見到了。”

     

    村里老人用紅棗和玉米粒組成五星紅旗。受訪者供圖

    “泥河溝人都有一個集體主義的思想。對他們來說,泥河溝的榮辱關系到自己。村里有了大事,老人們樂意參與其中。”苗小軍說。

    這種參與意識在年輕人身上也能看到。孫慶忠教授5年前見到的那位八零后叫武小斌。由于多年在外闖蕩,見多識廣。回村后,“看到村里的事,就覺得自己非要管一管。”

    2015年起,創業青年武小斌給村里的年輕人建了一個微信群,村里有事就在群里招呼一聲。他告訴記者:“現在外出的年輕人有啥事都能回來。特別是白事,必須都回來幫忙,因為白事用的人多。現在用就用我們年輕人,老的干不了了。”

    苗小軍告訴記者,為鼓勵年輕人返鄉創業,村集體投資開發了沿黃公路泥河溝段的葡萄觀光綠色長廊,另外一個8畝多的紅棗大棚,適合種植反季節上市的紅棗。“現在基礎設施都已經陸續就位,就等著本村青年回來經營。”

    目前,武小斌和劉美玲兩位年輕人都已經在村里開起了農家樂,住宿的游客大多是攝影愛好者、享受退休時光的老年人,鄉村小店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回頭客……申報農業文化遺產那時,村里人還總想著把千年棗園的古老石頭圍墻換成城里的磚頭水泥,現在不會這么想了,他們覺得村里的古樹、舊墻、老工藝都是值得珍視的東西。

    村里如今確立了“一樹、一院、一品”的特色民俗發展模式,利用各方資源進行眾籌共造,并正在打造一支衛生隊伍、一支文化隊伍、一支創業隊伍、一支窯洞建筑隊伍和一個鄉友會,甚至開始產業品牌孵化,設計文化產品。再過一陣子,老村將迎來自己最美好的場景,漫山遍野紅棗成熟,家家戶戶都是紅棗的世界。

    “在尋找各種鄉土重建路徑的今天,有一種普遍性的認識,也就是村莊的希望是讓外出者回流。如果讓年輕人回歸,必須有情感的歸屬,必須有產業的支撐,這是鄉土文化復育的重要前提。”孫慶忠教授說。“共同的記憶是一條連接著祖先和后輩的精神紐帶,它讓我們始終帶著祖先的生存智慧,堅定而從容地走下去。”

    新京報記者 王紀辛

    新京報客戶端2019年9月23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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