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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三農】1949的留下與歸來 為了新中國的農業

    新京報 2019年09月25日 報道 瀏覽次數:

    1949年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一場農業的現代化革命大幕就此開啟,為了解決幾億人口吃飯的問題,這些農業專家選擇了留下與歸來

    留聲1949:

    “不能扔下學校,我們不愿意走”——俞大紱

    “海外孤兒的生活應當結束了,咱們回祖國去吧”——湯逸人

    “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回到中國去。我的成長教育,是由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哺育出來的”——湯佩松

    “社稷久經戰火,農民首當其沖,我們學農的,應該馬上回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廣大農民雪中送炭”——曾德超

    “我們必須認清此次變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變革,而系中國數千年來一次大變革” ——戴芳瀾

    編者按: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農業,在原始、低效、落后、封閉的耕作模式下徘徊了千百年。

    近代以來,外憂內患、烽鼓不息,鋒鏑余生僅可茍活,無暇理田,1949年前的中國農業一派凋敝。在廢墟上站起來的新中國,百業待興,而如何解決數億人的吃飯問題,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大考驗。一場農業的現代化革命大幕就此開啟。

    改變自耕自收的小農生產方式,探索科學發展農業,是中國共產黨人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

    俞大紱、湯佩松、戴芳瀾等一大批農業學人,他們或從全國各地匯聚北京,或從海外跋涉歸來,建立起了新中國第一所全國性的農業高等學府,植物病理學、小麥育種學、土壤學、農業化學等現代農業學科由此奠基。更多的年輕的學子,從全國各地出發,進入大學接觸現代農業科學,而他們最終的目標,是廣闊的田野。

    解民生之多艱,從科學強農開始。

    2019年的9月10日,又是一個豐收的季節,農大科學園的溫室中,玉米已經收完。整整90歲的靳晉教授,只穿著襯衫、短褲,在他位于農大科學園的辦公室里接待了新京報的記者。“我怕熱,不怕冷”,這位1949年進入中國農業大學(當時名為北京農業大學)學習,后來留校,在農大干了一輩子的前副校長說。

    靳晉經歷了新中國整個農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在農大70年了,不曾離開,在北京70年了,但期間跟很多大師去過全國很多地方,親眼看到了中國農業的成長和發展。”

    老先生當然見證了太多重要時刻,70年前的10月1日,作為年輕的農業學人,靳晉和他的同學們就在開國大典的游行隊伍里,而8位和農業相關的大師級學者,彼時就在天安門城樓之上。新中國,從建立伊始,就對農業表現出最高的重視與扶持。

     

    中國農業大學校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三校合并 大師云集

    1949年北平解放時,有三所大學設有農學院,北京大學農學院、清華大學農學院和剛剛遷到北京的華北大學農學院。

    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領導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機構——“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在北平成立,當年9月10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宣布,將三所農學院合并建立農業大學。僅僅一個半月,就完成了三院合并搬遷的工作。1950年,正式命名為北京農業大學(1995年更名為中國農業大學)。

    那個時候,靳晉從清華農學院搬到羅道莊的北京大學農學院,那里暫時作為北京農業大學的駐地。

    靳晉教授講述70年來的農大故事。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就在不久前,他剛剛在上海參加高考,考入清華農學院。在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宣布三院合一時,靳晉還在上海的家里。

    幾天后,靳晉和700位新考入北大、清華、南開的學生,一同登上津浦路通車后的第一列火車,鐵路還沒有完全修復,一路走走停停,走了兩天才到前門火車站。“接新生的車,車廂是木頭框子做的,還要燒木炭,必須用搖把快速地搖才能發動,路上還停了好幾次,司機下車呼呼地搖”。

    進入清華農學院沒多久,三院合并就開始了,靳晉又從清華大學搬到羅道莊,那時的羅道莊,基礎設施也不完備,秋季多雨,很多學生是踩著泥濘報道的。

    即便如此,新生們也非常興奮,因為這個新生的農業大學,匯集了當時中國最頂尖的農業科學家。

    “當時北大農學院是全國農學之冠,有10個系,其中土壤肥料學系和獸醫學系更是國內僅有。清華農學院有4個系,但有湯佩松等一批農業學科中頂尖的學者。三院合并后,新的農業大學大師云集,1956年第一次教授評級時,農業大學有10個一級教授,僅次于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檔案館的劉建平教授告訴新京報記者。

    開國大典上的農業學人們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舉行,“時間開始了”,歷史打開了新的紀元。就在那一天,在天安門前見證這一刻的人群中,有一群農業學人,其中,有新中國第一批農業科學和教育的奠基者,也有剛剛進入農業大學、尚未開始學習的年輕學子們。70年前那激動人心的場景,讓他們終身銘記。

    8位和農業相關的學者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京農業大學第一任校委會委員樂天宇、教務長沈其益,時任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的林學家梁希,時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的昆蟲學家蔡邦華,于1951年首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孫曉村,于1960年擔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陳漫遠,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曾擔任過北京農業專科學校、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章士釗,畢業于北京農業專科學校的胡子昂。

    沈其益后來回憶說,“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盛典,聆聽毛主席講話并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目睹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升起,心情萬分激動和無上光榮。”

    更多的農業學子,則組成隊伍,參加開國大典。此時,三校合并的決議已經宣布,但尚未開始,三校學生仍在各自的學院中,但參加開國大典時,三校師生共同組織隊伍,統一指揮。

    靳晉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況,“我是在清華大學時參加開國大典的,一早我們就到前門一個小院子里集合,有一個專門放衣服的地方,我們在那里換上統一的服裝。下午3點的時候正式開始,那時候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只有天安門,天安門前面就是前門了,我們就在前門附近的一個院子里參加的開國大典。我們大聲呼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用帶著些湖南口音的腔調沖大家回應‘同志們萬歲!’這些場景我到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

     

    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和戴芳瀾先生握手合影,1955年。受訪者供圖

    同樣1949年入學的張湘琴是從羅道莊的北京大學農學院出發的,天還沒亮,她和同學們就出發了,“我們步行去游行候場的地方,大家都準備了路上的干糧,還有防備晚上天冷的厚衣服,周圍的路上也有一些臨時搭建的廁所,為游行隊伍應急。那是我們第一次參加這么重大的活動,大家也都沒有經驗,經常找不到帶隊的人。就算這樣,同學們也都充滿了熱情,人人都盼望著參加這樣一個盛大而重要的儀式。”

    華僑家庭出身的大一新生黃輝白也是游行隊伍中的一員,在1949年到北京,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每當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時,令我備感幸福的是,在我的名字后面能加注‘中國’二字”。

    留下來,為了新中國的農業

    中國農業大學檔案館二層的展館里,有一個專區,展示著中國第一代植物病理學家、農業微生物學家俞大紱的生平事跡,那是2011年俞大紱110周年誕辰時設立的,至今仍未撤去。

    俞大紱出生于民國望族,1924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在金陵大學,他主攻農學,兼修化學。1928年,27歲的他赴美留學,于1932年獲得美國依阿華州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美國植物病理學會會員,同年回國。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他受命重建北大農學院并擔任院長。

    三院合并成立北京農業大學后,中國農業學科迅速成型,俞大紱居功甚偉。原北京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王步崢曾寫道,俞大紱在北大農學院建了10個系,“不僅北大其他學院沒有,全國也絕無僅有,歷史證明,這為新中國成立后新農大科系的體制奠定了基礎”。

     

    俞大紱先生近90歲高齡時仍在著書立說。受訪者供圖

    北平解放前夕,諸多學者跟隨國民黨去了南京,但當時已是國民黨時期中研院院士的俞大紱選擇留下來,事實上,他不僅自己選擇留下,還在最艱難的時刻,為保護校產挺身而出。

    1948年歲末,北平城外炮聲隆隆,解放的曙光在即,國民黨教育部派人鼓動各高校教授離開北平,但俞大紱不愿意走,“不能扔下學校,我們不愿意走”。后來,南京政府又派專機接他去南京,俞大紱再次拒絕。此時,英國、美國也有研究機構聘請他出國工作,也均被拒絕。

    1949年三院合并為北京農業大學時,俞大紱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受命組建中國第一所全國性的農業大學。和他一樣,同樣選擇留下的還有戴芳瀾、湯佩松、應廉耕等農學大師,他們之中,戴芳瀾和湯佩松和俞大紱一樣,都是中研院院士。

    趕回來,建立祖國的農業科學

    留在國內的學者們在行動,漂泊海外的學子們,也踏上了歸國之路。

    時任聯合國糧食組織畜牧專員畜牧專家的湯逸人,當時正在美國工作。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之后,湯逸人毅然離開美國,攜家眷回國,參與了北京農業大學的籌建,并擔任畜牧系主任。

     

    湯逸人教授生病期間還在寫作,1974年。受訪者供圖

    湯逸人是浙江杭州人,1937年赴英國留學,1947年擔任聯合國糧農組織畜牧專員,赴美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湯逸人對他的夫人說,“海外孤兒的生活應當結束了,咱們回祖國去吧”。

    回國后,湯逸人走遍大漠邊關、塞外戈壁,在新疆、內蒙古、青海、寧夏等牧區進行綿羊改良和育種工作,甚至在晚年,得了骨髓癌臥病在床時,仍沒有停止工作,他填補了中國細羊毛品種的空白,并一手建立了中國自己的家畜生態學。

    “社稷久經戰火,農民首當其沖,我們學農的,應該馬上回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廣大農民雪中送炭”,這是農機專家曾德超回國的理由,他比湯逸人早回國一年。

    1948年,聯合國戰后救濟總署提供了一批購置設備的資金,準備在湖南邵陽設立鄉村工業示范點,曾德超聽聞,放棄了已經通過的博士考試,回國到鄉村工業示范點工作,主持農機的研制、開發和推廣。

    和他們做出一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人,比如動物繁殖學家安民,1948年,在英國學習動物繁殖的安民,決定帶著最新的技術回國,在回國途中,他還轉道美國,宣傳國內進步運動。1949年回國后,在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任教,并首開中國“家畜繁殖學”。

    一個大國的農業科學

    1950年,時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教授的戴芳瀾,給美國學習的學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必須認清此次變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變革,而系中國數千年來一次大變革……這變革我認為系致國家于富強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確途徑……”

    富國必先強農,這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

    和戴芳瀾一樣,那一代的許多學人,他們曾親歷過舊中國農業的落后境況,也曾留學海外接觸最新的農業科技,但最終,他們都選擇回歸故土。

    于1950年擔任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的植物生理學家、植物化學家湯佩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回到中國去。我的成長教育,是由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哺育出來的”。湯佩松年少時曾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學校讀書,他所說的“四萬萬國民的血汗”即庚子賠款。早在1948年解放前夕,湯佩松拒絕去南京時,就曾說過同樣的話,“清華是全中國國民血汗建成的,現在到了把它還給國民手里的時候了”。

    梅貽琦校長來到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指導工作并合影、中為梅貽琦校長、后排右三為戴芳瀾。受訪者供圖

    中國的現代農學,發源于1910年代,但一直都沒有一所完全的農業大學,甚至連最基礎的農業資源,也都任由外人攫取,戴芳瀾在1932年曾專門寫了《外人在華采集真菌考》一文,揭露外國學者和傳教士在中國各地肆意采集標本、隨意帶出國門的問題,他指出,就連這些產自國內的菌物的學名,也都是外國人定的。

    戴芳瀾希望建立中國人自己的現代農學,這一期望,其實也正是新中國第一代農業學人們所做的。在1939年,戴芳瀾就已經發表了9篇《中國真菌雜錄》,后來又著成《中國真菌匯總》,成為中國菌物學的奠基之作。植物病理學家俞大紱則建立了“植物病理學”“植物檢疫”等學科。植物病理學家沈其益更一手籌辦了農業氣象專業、農業科學研究部……

    一個大國的農業科學,在他們的手里誕生并逐步成長起來。

    當年的學子,已成參天大樹

    沈其益是在革命中成長的科學家,1949年,靳晉從清華農學院轉到新成立的北京農業大學時,接觸最多的就是沈其益。

    1956年,北京農業大學決定從羅道莊遷出,沈其益作為副校長,具體主持選址事宜,那時候靳晉已經畢業留校,他跟著沈其益,走遍了北京的東、西、北郊,“羅道莊地方太小了,而農大需要自己的實驗田、試驗站,當時在北京四個方向走找遍了,南郊沒選,地勢太低了。西郊選的是西郊農場,但因為調配問題放棄了。東邊選的是現在農展館的位置,但那里那時候是個大坑,沒有填坑的經費,也放棄了。北邊最初選擇的是韓家川村西邊,最后才改到馬連洼”。

    農大建校,校區并不大,2000畝的試驗站和萬畝農田才是重頭,靳晉當時負責試驗站的建設,“當時沒有地方睡,晚上和建校區的人一起住,幾乎沒怎么回過家”,他說。

    沈其益在棉花豐收田。受訪者供圖

    靳晉后來歷任科研部部長、農業大學副校長等,更多從事管理工作。而和同時代入校的戴景瑞與石元春,則一直從事科研工作。

    戴景瑞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后留校任教,并一直從事科研工作,育成玉米雜交種10多個,累計推廣一億多畝,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石元春,1953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長期從事土壤地理和鹽漬土發生與改良工作,是曲周鹽堿地治理的代表性人物,199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1995年被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還有許許多多的農業學人,70年前,他們都還是青蔥少年,跟著前輩大師們學習、研究,70年后,他們已經是中國現代農業的參天大樹,他們的樹蔭下,還有一代又一代新的學人,延續著他們的道路,繼續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事業努力。

    【親歷者說】

    跟著大師們學習

    陸漱韻(中國農業大學退休教授,甘薯育種專家)

    陸淑韻(左二)在家中,2019年夏。受訪者供圖

    1949年4月下旬,我人生中重大的轉折發生了,我報考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和北京大學。結果很快就被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錄取。不久之后又得到通知,北大農學院也錄取了我。

    9月25日,由“北大”“清華”“南開”聯合招生辦的學生會組織我們農學院新生共13人,成立了“北上團”。當火車行駛到安徽省明光車站時,突然遇到國民黨飛機前來空襲,火車只能停下來。同學們走下車廂,不知誰提議,在站臺上照張集體像,這張像我現在還留著。

    1950年學校施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教學改革,讓全校一年級同學去盧溝橋農場進行一個生長季節(4-10月)的實習。因為農藝系是四大生產系之一,學生人數多,除一班外,把我們一部分同學分到四班與農化系的同學編在一起。

    在盧溝橋學習,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生長季節開始前,要做整地、撿石頭等準備工作。吃飯時席地而坐,吃的是窩窩頭、饅頭、小米稀飯和咸菜。當時沒有教室,就在廣場,老師在上面講授,學生坐在馬扎上聽課和記錄。

    我記得沈其益、俞大紱、黃瑞倫等老先生來講課的情景。他們講課中夾雜用一些英文,這是當年大學教授的一種風尚。

    在農耕時期,每個班除了要觀察一個植物以外,還得觀察別的,觀察芝麻怎么長出來,芝麻怎么開花,怎么結果。還有小麥,小麥種子收獲以前,就要去田里看,是不是純,有沒有雜的,有雜的就要去掉,這叫去雜去劣。這是小麥育種里面必須做的,保純。

    1953年夏,畢業前夕,人事處通知,我被留校做助教,分配到農學系遺傳教研組任教。當時系主任蔡旭教授根據教學科研需要,安排我的工作。比如米景九先生講授達爾文主義課程,我要根據米先生講解內容,配合翻圖,當時戲稱“拉洋片”。

    我去過昌平農場帶一年級同學的教學實習,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任職的蘇聯專家謝坤到北京農大指導科學研究,主要是小麥的氮鉀方面的肥料試驗,也做了一些甘薯葉面噴肥試驗。蔡旭教授安排我參加他們的研究。

    小麥肥料試驗中有21種組合,加上兩個對照,共23個樣本,在生長發育期間,定時取樣,分別測定葉綠素含量作為分析試驗結果之用,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另外我還做了甘薯葉面噴肥試驗,我還有幸跟隨研究生們聆聽了著名教授戴芳瀾先生的真菌課,豐富了我的植保知識,擴展了思維領域。在我以后的工作中,這些都成了寶貴的財富。

    【這片土地 我想對你說……】

    新京報:七十年來中國三農的最大變化和進步是什么?  

    靳晉:第一,農民組織形式的變化,則在根本上解放了生產力,使中國農業的崛起和騰飛,有了最重要的基礎。第二,科學的進步,改變了生產方式,從糧食增產到科學養殖,從無土栽培到智慧農業,科學帶來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不僅滿足了中國人的食物需求,還讓中國人吃得更好。以前人們只要吃飽就好,現在則追求健康膳食,沒有科學,我們不會有這樣的進步,也沒有那么多選擇。

    新京報:對這片土地,您最想說的話是什么?

    靳晉:天覆地載,人在其中。臉朝土地背朝天的農民,是我們這個世界上頂天立地的人。每一個人都不該忘記,人類不能脫離土地,土地是人類生命的源泉,唯有在土地上,我們才能獲得生存的資源、健康的資本。農村是我們美麗的家園,記住鄉愁,就是記住我們的根。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新京報客戶端2019年9月24日

    責任編輯: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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